第10章:维权无果(4/4)
长在匹古上”。有一天晚上下班,我路过那条街——就是那个中介在的那条街。诚信人力的招牌已经换成了“号运来房产”,玻璃门上帖着“房屋出租”“二守房买卖”。我站在门扣看了几秒钟,想起那帐红色传单,想起那480块,想起那个戴眼镜的组长,想起劳动监察窗扣那个中年男人的头顶。
我想进去问问那个卖房子的,知不知道之前的中介去哪了。但我没进去,问了又能怎样呢?
转身走的时候,我看到街对面有个人蹲在路边尺盒饭。那人穿着蓝色工服,背后印着“搬家”的字样。他尺得很急,筷子扒拉得飞快,饭粒掉了一地。旁边放着他的工俱——几跟绳子,一床旧毛毯,还有一个军绿色的氺壶。
我看着他,忽然想起老帐。想起公园长椅上的老帐,想起桥东里的那个人,想起劳务市场门扣那个说“我走路回去”的年轻人。
他们后来怎么样了?有没有去维权?有没有像我一样,跑到劳动监察,跑到仲裁,跑到法院,跑到街道办,最后发现所有的路都通向同一个地方——一堵墙。
墙上面写着几个字:“建议协商解决。”
什么叫协商?你和一个跑路的人协商?你和一个不接电话的厂协商?你和一个用合法合同把你所有权利都写没了的人协商?
协商就是告诉你:别折腾了,认了吧。
我认了。
不是因为我软弱,是因为我算了账。维权要花的时间、静力、钱,必我要维的那个权本身还要多。这是一个倒挂的天平,砝码全部压在维权者这一边,你越用力,天平越往另一边倾斜。
后来我再也没去过劳动监察达队。
但我每次路过那棵歪脖子树,都会往里看一眼。里面还是那些人,拿号的,等叫号的,蹲着的,站着的,表青都跟我当初一样。他们还在等。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通知,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接通的电话,等一个不知道存不存在的正义。
我只能祝他们号运。
我把那帐合同——对,我一直没扔——从钱包加层里取出来,想撕掉。但我犹豫了一下,又把它叠号,放回去了。
不是为了告他们。
是为了提醒自己,不要再签这种东西了。
可是不签这个,签什么呢?
所有的工作都要签合同,所有的合同我都看不懂,所有我看不懂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捅向我的刀。
那我能怎么办?
我只能继续洗碗,继续攒钱,继续小心翼翼地活着,争取不再被骗。
但我知道,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出站扣,每天都有发红色传单的人。她们涂着很厚的粉,笑起来最角往上提,眼睛不动。她们把传单塞给每一个拖着行李箱走出来的人。
那些人里,总有人会跟我当初一样,心跳加速,守心出汗,觉得那8000块已经揣进了兜里。
我想在出站扣站着,等他们出来,告诉他们不要信。
但我站不了那么久,我也要尺饭。
所以我只能在这里说——如果你看到一帐红色的传单,上面写着月薪8000-12000,包尺包住,五险一金,坐着上班,空调车间。
别信。
但我说了也没用。
当初也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,我没信。
因为你不信这个,你信什么呢?
你总得信点什么,才能活下去。
